1978年后，改革開放釋放的制度紅利使我國進入持續近40年的快速增長期，帶動了巨量能源資源需求，作為中國能源資源主要分布地，山西、陜西、內蒙古三個區位相鄰、資源相近的省份經濟走勢卻未趨同，反而在發展中逐步分化。
為何這三個以煤炭為主導產業的省份在發展中走勢各異?為何山西經濟突然失速性下滑?這篇文章將試著探尋其中的答案。
掉隊的山西，慢熱的陜西，和一路狂奔的內蒙
1980年，國家將山西定位為能源基地，隨后帶來的是煤炭產量快速增長，但仍趕不上國家經濟發展需要，煤炭供不應求，當時省屬的西山、軒崗、大同等幾大礦務局效益極好，是社會眼中的香餑餑，是一個純粹的“賣方市場”，買煤需找關系“批條子”在當時是普遍現象。與此同時，山西經濟也在80年代全面領先于陜西和內蒙，到1990年，山西的地區生產總值高于內蒙古約6%，高于陜西約34%，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高于內蒙約3%，高于陜西約23%。
進入新世紀后，陜西和內蒙古經濟增速加快，山西卻疲態盡顯，增速逐步放緩，2006年，內蒙古地區經濟總值首次超過山西，2009年，陜西經濟規模也超過山西，此后，三省的差距越來越大，到2015年，內蒙古和陜西的地區生產總值已經達到山西近140%，而內蒙古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更是相當于山西的2倍。山西經濟規模從1978年全國排名第15位下跌至2015年全國第24位，陜西省呈現穩步增長態勢，從第19位上升至第15位，而內蒙古異軍突起，經濟規模在短短幾年從全國第24位上升至第16位。
為何同樣產煤，三省卻逐步分化，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3個原因：
分化原因1：競爭推動比較優勢轉變。
三省分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隨著競爭增加，山西難以再壟斷煤炭供應，且與陜西、內蒙古相比，山西煤炭產業的成本相對較高，煤炭生產的比較優勢不再。
90年代前，山西發展煤炭產業具備相當的比較優勢，一方面，距離東部煤炭消費地區相對較近，運輸成本相對較低，另一方面，煤炭產量較大，到1990年，山西原煤產量達到2.87億噸，占全國原煤總產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其他省份產量非常小，且相對零散，且缺乏市場議價能力，但這一切很快被打破。
1、煤炭供應壟斷被打破。
從90年代開始，隨著經濟發展對煤炭的需求量越來越大，陜西和內蒙鄰近地區也開始逐步加大探礦和開采的力度，產量快速增長，內蒙古2010年原煤產量超過山西，產量占到全國近25%，而陜西原煤產量也上升到全國約14%，此外，另據從業人員反映，由于陜西、內蒙古私營煤礦較多，監管難度較大，其實際產能更遠遠大于當前核定產能，兩個新產煤大省的崛起與山西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并打破了長期以來山西煤炭供應的壟斷地位。
2、煤質普遍低于陜西、內蒙古。
更為關鍵的是，內蒙古、陜西等地的煤田大于侏羅紀時期，煤炭多為高發熱量、低灰分和含硫量的優質動力煤，在當前環保要求越來越高的形勢下，受到沿海工業客戶的強烈追捧，煤炭總體銷售情況較好。反觀山西，由于煤炭開采歷史較長，不少煤礦的優質煤層都已被開采，剩下的未開采部分雜質過多，發熱量低、含硫量高，灰分高，煤質普遍低于其他兩省。
3、開采成本高于陜西、內蒙古。
此外，由于山西開采歷史較長，淺層煤已基本枯竭，很多煤礦開始開采更深層的煤炭，導致設備和開采難度加大，再加上山西人力成本遠大于其他兩省(見下文)，成本優勢不足。
于是，相對比較優勢的變化很快在經濟下行期間表現出來，在有限的市場需求下，內蒙古和陜西煤礦的銷售情況普遍好于山西，盈利情況也相對較好，山西經濟遭受重創。
分化原因2：“一煤獨大”形成資源的詛咒
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來看，煤炭必然是其發展的首要倚靠資源，但實際上，對于初級產品來說，如果一味的按照其優勢去發展該產業，反而會在國內和國際分工中處于產業鏈的最底層，反而必然會陷入“比較優勢的陷阱”，即資源的詛咒。
煤炭產業雖然在三個省均為主導產業，但程度不一，以山西最甚。
1979年，山西省委、省革委向中央呈報了一個名為《關于把山西建成全國煤炭能源基地的報告》，1980年，國家發文支持山西做強能源基地，從此，山西一直把自己定位為國家主要能源基地，大力發展煤炭產業。在這個導向下，山西大部分工業部分都圍繞煤炭這個“比較優勢”開展，煤炭、水泥、電力等相關傳統產業規模占到全省的近八成，已經綁架了山西經濟，并且蘊藏著極大的風險。而煤炭行業的特許經營和暴利特征對其他行業產生了擠出效應，也導致了資源尋租和腐敗，造成了營商環境的急劇惡化，而充分發揮煤炭的比較優勢，又讓山西在產業鏈中處于“資源提供-生產-消費”的最前端，成為一個閉環的高度內向型的經濟體。
此外，“一煤獨大”的畸形結構還造成了山西煤炭企業人員臃腫，勞動力成本較高，在山西，不少家長四處找關系讓自己大學畢業的孩子進入各個煤礦，因為那里待遇高，旱澇保收，請看以下數據：
1、在國民經濟主要19個行業中，山西采礦業的收入長期保持第一，在2013年煤價下跌后才被金融業超過，但仍然高于16個行業，僅有6個行業高于平均水平，前四位都屬于相對壟斷領域，見下表。
2、采礦業是山西承載就業人口最多的行業，占到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約22%，是陜西的2.7倍，內蒙的4.8倍。
3、勞動生產率較低。大量不必要人員的涌入使山西勞動力成本日益增大，相對勞動生產率極低，2015年，山西人均單位產量僅為990萬噸/人，而陜西達到1392噸/人，內蒙古更能達到4463噸/人。
“一煤獨大”不但壓制了其他產業發展，還抑制了人們的創新能動性，讓人們變得更懶惰，害怕改變。
分化原因3：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發展分化
從世界經驗來看，要擺脫在產業分工中的低端位置，必須加強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和拓展，即產業升級轉型的本質是技術進步。在市場化主體中“產學研的”分工是：學校供給人才，科研機構將人力資本轉化為基礎性研究的成功和應用性研究成果，企業則成為最終需求方，如果長期沒有產業應用需求，研發活動將成為“無米之炊”，那么可能導致專業人才培養減少，最終導致產業升級困難。
再來看看三省產學研的情況：
陜西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研發強度達到0.82%，是山西的1.2倍，內蒙古的1.5倍。
陜西技術市場成交額達到640億元，是山西的13倍，內蒙古的46倍。
陜西本科畢業學生數是山西1.7倍，內蒙古的2.8倍。
陜西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發明專利申請數是陜西的1.7倍，內蒙古3.3倍。
雖然三省總體較東南沿海低，但陜西總體技術創新能力已經遠遠領先于其他兩省，形成了相對良性循壞，而山西、內蒙的產業過度資源化造成了對研發的擠壓，技術投入減少，產業升級的難度加大。
經濟下行與晉陜蒙的出路
經濟下行已成趨勢，大規模的建設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煤炭的超級周期也一去不復返，而人民群眾對于優美環境的需求也越來越強烈，這預示著傳統的能源需求將逐步萎縮。
這意味著：對資源能源高度依賴的山西、內蒙古的經濟風險將很大，當前，山西已深陷“資源的陷阱”，在政府維持社會穩定的壓力下，煤炭產業快速退出的難度很大，經濟增長將面臨極大壓力。而內蒙古雖然資源相對多樣，單位生產率較高，但由于缺乏技術創新能力，產業升級的動力不足，經濟快速下行的風險加大。而陜西上行的動力相對較強。陜西雖然資源能源占比不小，但制造業也是支撐其發展的重要產業，再加上產學研能力相對較強，在經濟下行的抗風險能力將遠遠大于其他兩省，在當前新絲綢之路建設下，有可能走出一條穩步增長的行情。
總體來看，三省的分化是市場競爭的必然，在當前煤炭產業成為夕陽行業的情況下，晉陜蒙三省要走出對煤炭的依賴，必須加強技術創新，促進產學研協同發展，才有可能推動產業成功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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