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自去年以來，南海問題出現了變化。某些國家感覺到時間并不在自己一邊，認為南海問題必須在中國真正崛起之前得到有利于它們的解決，于是便加緊行動起來。對中國來說，主要在兩個方面由于準備不足而處于劣勢。第一是國際輿論。第二是戰略欠缺。被稱為“南海行為準則”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只是一個宣言，中國希望推進使其成為有約束力的準則，但進展不大。近幾年，中國沒有大動作，倒是越南等國有大的動作。如果變成有約束力的準則，責任就明晰了，就不會都指責中國。
吳士存（中國南海研究院院長）：中方目前在南海問題上面臨兩大挑戰。首先是美國介入南海問題，導致中方在南海方向上的安全壓力增大。而且菲律賓、越南等爭端國刻意拉攏域外勢力介入南海問題，意圖推動引入多邊機制，與此同時，南海地區軍備競賽態勢不斷強化，影響南海區域安全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其次，南海周邊國家海洋戰略不斷推進，加大對所占島礁和附近海域的實際管轄，菲律賓、越南國內無法抑制對南沙海域油氣資源開發的沖動，中方在南沙的維權形勢更為嚴峻。
吳士存：解決南海問題的手段，無非是和平談判、國際仲裁和訴諸武力幾種。目前采取武力措施解決南海爭端是不現實的，各方面受到的掣肘不小。未來南海問題的解決途徑最可能是以和平方式。通過外交談判，簽署相關協約來促進各國的自我約束，同時根據公認的國際法和現代海洋法解決爭議。
在南海問題上，中國必須繼續堅持維權與維穩相統一的方針，立足于國內外兩個大局運籌和謀劃，穩定南海形勢。一方面，我們要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地維護我國的主權和海洋權益，另一方面，也要統籌兼顧，著眼長遠，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維護我國戰略機遇期。
潘國平（西南政法大學中國—東盟法律研究中心副秘書長）：武力解決南海問題，從現有的中國已經簽署的國際法框架來看，已經基本不可能。中國被兩個國際文件所約束：一是《東南亞國家友好條約》，二是《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承諾放棄使用武力解決領土和海洋爭端。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南海沒有發生武裝沖突的危險。沒有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美國，主張在南海有飛越航行自由，在沿岸國專屬經濟區有軍事行動權，甚至與南海國家近期頻頻軍演，激化南海局勢。中國堅決反對第三方國家軍事介入，為確保領土領海不被蠶食，維護中國在南海九段線的歷史性權利，在必要時，可以聲明退出上述國際文件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依據聯合國憲章第51條賦予的天賦自然權利，行使國家自衛權，予以武力反擊。
鄭永年：中國應該將南海問題中的“南海海上航道”和“主權爭議”區別開來。航道安全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中國應該高調表示和美國、東盟、日本共同負責，尤其要表示出愿意和美國共同維持國際航道安全的姿態。中國和美國之間貿易量巨大，美國不會因為這是越南，就支持越南。中美在其他方面合作好了，美國是不會站在越南一邊的。
潘國平：南海共同開發不是沒有可能，建議中國和爭端各方可以共同設立一個區域共同基金，中國可以擔負起地區大國的責任，為區域發展多做貢獻，南海各國攜手起來打擊海盜、承建海上設施、確保航道安全，造福南海周邊的近15億居民。
吳士存：在南海，中國多年來基于大局意識始終保持著自我克制。但有時候中國釋放的善意并不一定能得到有關爭端方的理解和響應。2005年中菲越正式簽署了《在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該協議自2008年執行期滿后，菲律賓卻單方面與英國一家能源公司達成協議，不斷在中國南沙禮樂灘海域非法開展油氣勘探活動，中菲3月份在禮樂灘海域的摩擦事件就是明證。
現在的問題是，既然越南、菲律賓等有關爭端國不愿意“共同開發”，那么在適當時機，中國就應該主動開發，從而維持爭議、保持存在、促成合作。軍事上要淡化外界的猜疑，經濟上要加強實際存在，中國在爭議海域開發越晚，影響力將越弱，將來在南沙的維權成本就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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