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紙公告，
中石油近日也步上
中石化、
中海油“后塵”，完成了董事會與總經理分設的架構調整。原先身兼三職的蔣潔敏保留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職務，其總經理職務則將“接力棒”交給原副總經理周吉平。過去油企“一把手”身兼董事長、總經理、黨組書記三要職的狀況改變一新。國資委一直推動的央企管理方式改革已滲入石油系統。
不過，與中石化、中海油如出一轍，中石油的董事會體制改革也并未實現經營層與黨組的分離，“一把手”任命仍帶有過多行政色彩。 據業內人士觀察，暫不可能放棄控股權的國資委，與“走馬上任”的董事會之間，一場政、企博弈也將在所難免。
“三桶油”換裝
記者了解到，次然雖然高層班底并無大的人事調整，中石油內部領導體制還是出現關鍵性的改變。比如，過去中石油集團的領導體制是黨組領導下的總經理負責制，集團總經理同時兼任黨組書記。在這種模式下，總經理在集團公司的決策過程中擁有巨大的話語權。
隨著集團董事會的建立，董事長負責戰略決策，總經理將主要負責集團的日常運營，其職權被大大削弱，僅相當于決策執行者。而在新的架構體系中，由于總經理和董事長兩大職位由不同人擔當，且重大決議必須通過董事會投票，將過去“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的“一言堂”氣象一掃而空。
事實上，在油企設立董事會的改革進程中，中石油已是時序上最晚的一家。早在今年4月，中組部任命傅成玉調離中海油，履新中石化董事長時，集團總經理一職就同時宣布由原中石化副董事長、有“火箭干部”之稱的王天普出任；另一方面，搞陸地勘探出身的王宜林“補缺”中海油董事長時，這一職位也與總經理分設。
眼花繚亂的人事“走馬燈”背后，核心都是指向經營層權力分層的董事會制度改革。不僅油企，上周三大電訊運營商也已建成董事會。記者粗略統計發現，截止目前，117家央企中已有37家企業引入董事會制度，比例占到3成。
據悉，推動央企建立董事會制度，是國資委為推進國企提高資產證券化率、整體上市的重要政策。 2005年，寶鋼等首批試點董事會改革；2009年3月，國資委發布《董事會試點中央企業董事會規范運作暫行辦法》，明確規定央企董事長與總經理原則上分設，推進外部董事擔任董事長、總經理擔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試點工作。
市場化猜想
董事會是一種符合現代市場化企業管理的制度建設，而任何一絲市場化的“漣漪”都能在籠罩于行政監管中的石油市場激蕩起紛紛聯想。“一旦建立董事會，重大決策就可以避免個人的錯誤判斷，由團體共同決議，對央企領導層有一個很好的約束。 ”中國能源網首席信息官韓曉平對記者分析。
不過，在他看來，董事會建立對
油價并不會發生直接作用。 “影響主要是間接的，董事會里面會設有獨立董事，代表了中小企業的一些利益，那么中石油目前投資不足的現狀就可以向多元化推進，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國的石油供應。 ”通過傳導鏈，
國際油價理論上可能有所下降，從而一定程度上間接幫助降低油價。
對于獨立董事的作用，也有觀察人士樂觀估計，可能會推動擱淺已久的民營企業進入投資領域。“獨立董事可以通過在董事會占席位，來提高研究開辟民營資本介入原油開發環節渠道時的話語權，比如說讓民營企業到從事
勘探開發的國有企業投資參股，如果國家能收回石油巨頭沒有按期完成勘探開發任務的資源，民營油企也可以爭取機會’全資’進入。”一位資深觀察人士對記者解釋道。
另一種關于推動市場化的猜想，集中于能否促進原油進口管制的放開。記者了解到，全國工商聯曾準備兩份“兩會”提案，要求相關部門取消“原油非國營貿易配額只能用于中石油、中石化煉油廠加工,不得供應地方小廠”的規定，準許原油進口后在市場流通。
但由于“三桶油”利益集團內部缺少代表民營資本的聲音，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石化
金陵石化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張大福卻在其議案中針鋒相對，加以反駁。截至當下，原油進口管制在“三桶油”的阻擾下始終未能放開。
“關鍵要看獨立董事是否能說上話，畢竟他們不在公司內部任職，在決議時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上述觀察人士如是說。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5年2月，國務院層面就明確鼓勵非公有資本進行商業性礦產資源的勘探開發，石油集團內部“聲音”太過單一是政策遭遇“玻璃門”的原因之一。
制衡的邏輯
不過，上述這些美好揣想，要真正實現并非易事。在已經推行董事會制度的央企中，董事長兼任黨委書記、監事會主席兼任黨建督察員等政企不分的現象仍然常見。雖然可以避免內耗、提高決策效率，但高層任命始終帶有過多行政色彩。
“雖然董事會試點已經啟動好幾年，但從嚴格意義上說，試點公司的董事會并不是‘公司制’框架下真正的董事會，主要是一些應有的權力還不到位，比如說制定業績考核的辦法、決定薪酬分配等等，和國外一些成熟模式的運作還有很大差距。 ”一家國企外部董事告訴記者。他坦言，現在多數國有企業負責人配置采取“兼任”的“雙肩挑”做法，外部董事的權力被邊緣化。
上海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劉震偉參與的一項調查也顯示,作為樣本的17家國有集團公司中,董事會成立至今未換過屆的占總數高達35.29%，近期換過屆的僅占11.76%，多數集團公司董事會的專門委員會的職能形同虛設。不少董事會會議的內容尚未超越公司的日常管理事項，未能顯現重點放在公司的重大事項決策上，其討論的議題幾乎全部通過；僅1家具有董事會成員的考核標準。
對于這一現實尷尬，一位不愿具名的業內人士對記者提出，僅僅依靠董事會鉗制管理層的做法，并不能完全抵御道德風險，必須同時推動監事會發揮作用。 “在現代公司治理邏輯中，監事會是作為制衡管理層、董事會的權力，防止兩者‘合謀’而存在的，但我們國企的現狀卻是，監事會的成員通常來自公司的內部員工。也就是說，成員的‘工作飯碗’實際是受到管理層和董事會控制，這大大削弱了‘監事’的公正性和話語權。 ”
上述人士告訴記者，監事會作用的強化應該首先由成員代表多樣化來實現，“如有長期貸款人，應當增加長期貸款人代表，監事會負責人應當包括出資人、職工和獨立監事的代表，同時應該列席董事會，如果決策層和管理層有重大問題未被發現或未揭露者，應該從法律層面追究監督機構負責人和有關監督人員的失職責任。 ”
監管革命
業內人士認為，央企董事會改革的難點還體現在國資委這一 “大股東”與董事會關系的曖昧上。記者注意到，在一般競爭性領域，政府已明確降低持股比例，甚至實施“國有資產戰略性退出”的任務，主要退而制訂符合市場規律的游戲規則，依靠董事會治理企業，減少不適當干預。但“三桶油”恰恰不屬于競爭性領域。多位分析人士都對記者表示，作為捍衛國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央政府肯定不會放棄對“三桶油”的控股權，甚至是絕對控股權。
劉震偉認為，要徹底解決“政企不分”的關系，完全呈現“公司對企業財產享有所有權，國家作為股東享有股權”的法律關系，這就必須理順國資委和董事會的關系。
記者注意到，不管是管資產還是管人，國資委與董事會目前的事權都存在交叉，并且國資委作為身兼出資人與行政監督者的雙重身份，占據著強勢地位。比如國資委可以根據需要無償劃轉國有資產；對國有企業負責人的選擇任命、業績考核甚至深入到副總經理層次，都存在越位現象。國資委往往還會對某些不屬于重大事項的事管得過多、過細，與董事會職權交叉。
“這是因為國資委在出資人與行政監管者的兩個角色中游移不定，一會兒以‘老板’的面目示人，一會兒又以‘婆婆’的身份講話，更多時候還習慣于采用行政審批手段，比如一家國資企業想將下屬全資子公司的股權轉入另一全資子公司，這本是企業的‘家務事’，但按照國資委規定，必須先進行評估、掛牌，如果不理順關系，其實是對現代企業精神的違背。”有業內人士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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