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海油渤海漏油到底困住了誰？
中海油渤海漏油事故發生以來，目前所造成的損害，按照國家海洋局的說法是，“840平方公里海域變為四類水質，油田附近海域海水石油類平均濃度超過歷史背景值40.5倍，最高濃度是歷史背景值的86.4倍；溢油點附近海洋沉積物樣品有油污附著，個別站點石油類含量是歷史背景值的37.6倍”。但這一結果并非最終的結論，隨著洋流以及季風影響下原油的擴散，最終受到影響的海域可能要遠大于以上的估計。
筆者認為漏油事故造成的損害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將目前已經被嚴重污染為四類水質的840平方公里海域恢復為污染前水質需要投入的費用；(2)此次漏油對海洋生物資源產生的破壞性影響，例如造成海洋魚類種群數量減少甚至滅絕的危害；(3)沿海地方旅游業因為受到原油污染而遭受的間接損失；(4)漁業從業者因為此次事故影響而承受的間接損失；(5)國家以及其他相關受害者為確定此次污染事故的損失范圍而支出的合理費用，例如動用海監船舶以及其他測量船舶而需要支出的費用。
以上還僅僅是筆者初步估算的一個清單，而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環境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靜態概念，而是人類生存需要長期依賴和仰仗的東西。現代工業對環境的破壞，往往表現為兩個特點：一是某些損害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具有不可恢復性(如瀕危生物的滅絕)，或為了恢復原有狀態需要支出遠高于損害本身的費用；二是某些環境損害在現有技術條件下具有不可預見性，即環境的損害將在未來的某一天才顯現出來。
美國政府去年在處理墨西哥灣漏油事件方面的手法頗為老到：即便奧巴馬政府與英國石油公司達成了巨額賠償協議，即便這一協議迫使英國石油公司冒著破產風險以“砸鍋賣鐵”的方式來賠償美國公民的損失，但奧巴馬政府仍然保留了進一步索賠的權利。可見，環境損害的不可恢復性、不可預見性是其中極為重要的技術原因。
法律并未設定賠償限額
此次漏油事故造成的實際損害雖然一時間難以用數字統計，但即便是再謹慎的估算，也能算出一個天文數字來。而這一天文數字損害的肇事者，康菲中國以及中海油，如果被重重舉起卻最終輕輕放下，恐怕與國家法律不符，也與公眾的情感不符。
與公眾直觀感受相悖的是，有關人士稱，根據《海洋環境保護法》第85條的規定，對于海洋污染肇事者最高處以20萬元的罰款。但需要澄清的是，上述最高限額是法律賦予國家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的限額，而非國家或者個人遭受民事損害賠償的限額。
但頗為吊詭的一點是，《海洋環境保護法》第85條規定的是，只有“違反本法規定進行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活動，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才面臨行政處罰。但按照該法規定的“違法行為”，嚴格來說，此次漏油事故發生之后，除非有證據表明康菲中國以及中海油故意拖延實施補救措施，則兩公司并沒有明顯違反《海洋環境保護法》的行為。行政處罰以違法行為的存在為前提，如果連違法行為都不能證明，則最高20萬元的處罰怕很難找到堅實的法律依據。
客觀地評價，用行政處罰的方法解決兩家公司的責任問題，技術上是行不通的，從效果上看，九牛一毛般的罰款數額并不能對事故責任人構成任何威懾作用。而真正有可能落實責任的制度，是現行《侵權責任法》下的環境侵權制度。
此前，關于環境侵權學界還存在環境侵權的損害范圍僅僅包括環境本身的損害還是也包括由此構成的對受害人人身、財產損害的爭議，但經過中石油大連漏油事故以及此次中海油渤海漏油事故，恐怕沒有人對損害范圍做廣義解釋持反對意見。《侵權責任法》第65條規定：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污染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此條規定下“因污染環境造成損害”而非“污染造成的環境損害”，可見此次漏油事故中，從理論上講，一切受到損害的主體，都可以就其人身或財產損失提出賠償要求。侵權法對弱勢群體的保護，還體現在證明責任的分配方面：在環境侵權中，污染者應當就法律規定的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情形及其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承擔舉證責任，而受害人只需要證明環境污染的存在即可。
維權訴訟的困境
盡管我國法律對落實康菲中國以及中海油的賠償責任，并未限定賠償上限，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實體法層面的依據并不能掃除或降低受害者維權在訴訟方面的障礙。以受到損害的漁業從業者為例，山東、河北、遼寧三省漁民眾多，這些人的賠償要求集合在一起，是典型的民事訴訟中的共同訴訟。但在損害面如此廣泛、損失如此巨大的案件中，光統計漁民的損害就是一項艱巨得不得了的任務，更何況受害者要面對的是背景深厚的兩家公司。
另一條求償途徑是公益訴訟。公益訴訟的雖然在我國云南、貴州等地存在“試點”先例，但客觀地講，現行的《民事訴訟法》中并未給公益訴訟預留任何空間，制度缺位造成的困境極為明顯。此外，輿論方面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康菲中國是康菲國際在中國注冊的全資子公司，一旦用公益訴訟這種游離于中國訴訟法制度外的“制度”來約束外資，中國司法機關將面臨來自外界指責其違反“程序正義”的尖銳批評。
此次事故的受害者是誰？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因為環境損害而造成的公民、公司以及其他法律主體的直接、間接損害，這一類損害我們可以找到明確的受害主體；另一類損害如對海洋生物資源的破壞，受害主體是全民。雖然渤海是我國內水，由中央政府派出機關以及地方政府多頭管轄，但海洋環境毫無疑問是屬于全民的“資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來代表是一個不需要討論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由國務院或其機關來進行民事求償乃至訴訟，實際上并非公益訴訟，而是代表中國“自身”利益的訴訟，而且要進行這一訴訟并不需要修改任何法律，只需要由國務院作一個自身參加還是指定環保部或國家海洋局參加負責索賠及訴訟的決定就可以了。
不可借鑒大窯灣賠償模式
中海油漏油事故事發不久，就賠償問題，中央機關、地方政府以及受害公眾的利益尚在博弈之中。但目前十分確定的問題是，盡管受害公眾數量巨大，但在此博弈過程中，個體受害者實際上缺乏甚至沒有話語權。此次漏油事故的賠償會不會重蹈中石油大連漏油事故賠償的覆轍？大窯灣漏油事故處理結果是，中石油以對地方的投資來代替賠償，這一結果實際上是地方政府以及受害者在與央企的談判中處于劣勢的體現。
大窯灣模式的缺陷并不在于賠償數額多寡，而在于投資協議用以替代賠償實際上免除了中石油的環境責任，給很多央企發出了一個錯誤的信號，即央企可以憑借其具有壟斷性質的優勢而任意地違法和免除責任。從受害者救濟的角度看，大窯灣模式犧牲了數量眾多的單個受害者的利益。
如果從更深的層次拷問，我們會發現，在大窯灣式的處理下，地方政府一方面缺乏與央企討價還價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中石油承諾投資給地方政府帶來的是GDP增長的漂亮業績，而環境遭受的不可恢復和不可預見的損害，因為不在地方政府政績的考慮范圍之內，自然可以被順帶忽略。
由此可見，此次漏油事故如果采取大窯灣的模式，將是對國家利益、全民利益不負責任的做法，也是犧牲廣大個體受害者利益的做法。
中海油的困境
中海油在此次事故中最為被動，面臨兩方面的困境：一是受害者的索賠乃至訴訟以及全社會的質疑，這一方面自不待言。另一麻煩是，自6月4日發生漏油事故以來，中海油是否故意瞞報了事故。
《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的各項環保義務十分明確，作為專業的開發者不可能不知道；同時，如果中海油的高管真的認識到，環境損害處理不好是一個可能造成天文數字賠償額的事件，恐怕就不敢肆意妄為。巨大的賠償額對上市公司來說，是一個任何時候都可能到期的債務，必將影響公司股票在證券市場上的表現，此類信息不披露將侵害公司小股東的知情權，也違反了證券法上的信息披露義務。
對中海油來說，更為嚴峻的考驗在后面：如果國內對于其瞞報事故的指責成立，那么香港聯交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處罰可能不會像中國證監會那樣溫柔；同時，在香港和紐約兩地面臨中小股東侵權訴訟也不是容易擺脫的負擔，此前中國人壽費了數年之久才與IPO過程中可能存在欺詐問題與原告達成和解的教訓，可引以為戒。
無論蓬萊油田事故還是大窯灣輸油管道事故，國有石油公司的賠償實際上表現為拿出一部分國有資產來賠償受害者。如果環境污染事故發生在國外，由外國法律來管轄賠償問題，中國的石油巨頭怕要面臨像英國石油公司280億美元賠償額那樣的斷臂之痛。如何避免，特別是如何避免石油巨頭在國外的投資陷入賠償困境，便成為了一個問題。比較可行的方法是買保險，建議高管們最好不要吝嗇于高額的保費。而且作為一種有可預見性的風險分擔策略，最好去投資東道國的保險公司投保，或者干脆投保歐美等國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這筆錢是省不得的。
內水即沿海國領海基線陸地一側的水域。內水是國家領水的組成部分，具有與國家陸地領土相同的地位，完全處在一國管轄之下，非經該國許可，他國船只不得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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