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菲公司的“中國式異化”
“2010年全球500強位列17名，全美大型能源集團，綜合性的跨國能源公司”，頭頂這些輝煌光環的美國康菲石油公司，由于其全資子公司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在渤海灣漏油事故之后的一系列表現，它在中國的信譽也倒掉了。
事故發生后，作為肇事者之一的康菲中國的回應和道歉姍姍來遲，其對賠償的避而不談已經激起人們的憤怒，到最后8月21日謊稱完成“徹底排查溢油風險點、徹底封堵溢油源”，則徹底激起了中國人的憤怒。不過，在憤怒充滿大腦之前，對康菲公司的無恥、傲慢和謊言，人們的思想深處或許還閃現過那么一絲驚愕。
這驚愕來自于期許和現實的反差。曾幾何時，在中國人眼中，外國公司的形象遠高于國內企業。肯德基和麥當勞的店堂清潔干凈讓人們放心；事無巨細甚至啰嗦的產品使用警示讓人們感受到“上帝”的滋味；萬寶路對吸煙者的巨額賠償則讓國人艷羨外國消費者完善的權利；當人們抱怨國內電信和銀行時，往往會呼吁引入外國電信和銀行，這些都折射出人們對外國公司美好而天真的期許，希望他們帶來中國企業在產品和服務上的“西方化”。
但是，人們逐漸發現這些在其母國行為良好，甚至謹小慎微的公司來到中國后，卻漸漸地開始行為不端，變得越來越像很多中國企業。康菲公司的傲慢、無恥和謊言，正折射出了外國企業在某種意義上的“中國式異化”。 正是這種“西方模式”的“中國式異化”推動漏油事故的雪球越滾越大，激起公眾的憤怒。
不可否認，一個外國公司在中國的成功，離不開良好的中國本土化。Google之所以敗走麥城，深層的原因正是本土化不成功，不能很好地和中國的價值觀相契合。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本土化也帶來了不利的一面。
“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員工的本土化和當地的合作伙伴帶來了外國公司行為模式的本土化。雖然這些外資公司有著成熟的制度，但制度必須依賴于人和更大的外部監管制度，如果這兩個環節發生變異，制度也就變得無力了。另一方面，在中國的低消費者權利環境下，作為公共品的政府監管供應不足，很難制約資本逐利的沖動，這就使企業行為發生改變。
實際上，這種類似現象絕非孤立的偶發事件。外國公司在中國大陸的類似“中國式異化”絕非一起：價格欺詐的家樂福、深陷豆漿門的肯德基、以次充好的錦湖輪胎、污染環境的蘋果公司。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異化在向縱深發展，2009年經營不干膠標簽材料的行業巨頭美國艾利·丹尼森公司主動向美國證交會承認向中國地方官員行賄，并因觸犯《反海外腐敗法》（FCPA）被美國當局處以20萬美元罰款；同年7月，美國司法部披露，美國控制組件公司因行賄被處以1820萬美元的罰款，中國國內有19家企業卷入其中，僅大型央企或其旗下企業就超過10家，其中正有此次事件的另一主角中海油，不過，中海油對此表示并無證據證明。
其實，中國式異化并不新鮮，生活中比比皆是。柏楊先生1981年在美國紐約華府孔子大廈前就提到過“醬缸”，如今這個醬缸已經使無數的制度、規章、部門、法律發生了中國式異化——從作秀的聽證會到國家免檢；從工程招投標到施工監理；從紅十字會到河南宋慶齡基金，不一而足。面對這個醬缸，面對中國式異化，有些外國公司離開了，有些還在掙扎——行賄之后還主動承認，而康菲公司，則全情投入其中，成為這個醬缸最新出爐的明星產品。
同樣的醬缸造就同樣的企業行為，稍微回顧一下過去，不難發現很多不平和不幸都源于相似的企業和相似的行為。艱難的事實披露，隨之而來的謊言、傲慢的處理過程、拒絕受理訴訟、必須接受的賠償——這和三鹿奶粉受害者的遭遇又是何其相似！
如今，康菲雖然有懂潛規則的中國雇員，也有根基深厚的合作伙伴，但它畢竟仍是個外國公司。群情激奮之下，讓它掏出巨額賠償并非難事。但如果造成它異化的因素仍舊存在，那么，康菲式的傲慢，在過去、在現在不是孤案，在將來也仍會發生。
如果我們不僅僅是出于民粹而聲討康菲公司，而是著眼于康菲公司的“中國式異化”的話，那么就有理由思索我們的社會管理，但這絕非“加強管理，加強立法”幾個字那么簡單，監管和立法只是土壤上架起的籬笆，而造成橘枳之分的是理念的土壤！對于法制和監管，長久以來我們只認識到它們的器物性，即工具性，但只有堅實的理念基礎，才能保證具體執行管理的“器物”——各種法律、規章、法院、政府部門、聽證會不會發生異化，這不但能防止身處這個環境中的外國企業發生“中國式異化”，也能讓中國企業行為端正。
而另一方面，珍視理念，并以傳播理念為己任的美國商業巨頭，也應該做到堅持自己所珍視的價值觀，“不作惡”的發展。只有這樣才能長久地成為受世界尊重的公司，畢竟，企業發展的最底層根基，正是這些自文藝復興以來積累而成的理念——公平、自由、法治。這個并不深奧的道理，值得以康菲公司為代表的在華外國公司思考，也更值得我們國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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