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1年下半年中國
光伏業遭遇寒冬后，相關扶持政策更是密集出臺。國家發改委提出，2011年7月1日以前核準建設、2011年12月31日建成投產的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上網電價統一核定為每千瓦時1.15元；國家能源局連續兩次上調光伏“
十二五”發電裝機目標，規劃到2015年末達到1500千瓦，而年初設定的目標為500萬千瓦;財政部會同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共同制定《可再生能源發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將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征收標準從4厘/千瓦時調整到8厘/千瓦時，按照這個標準，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費征收將超過380億。
“國家政策的出臺推動中國光伏裝機市場實現了跨越性增長，特別是2011年上網電價政策的出臺，直接推動中國2011年新增光伏裝機量達到2.5GW左右。”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智庫光伏產業研究所研究員江華在接受采訪時說。
他同時指出，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光伏產業的迅速發展，也都離不開相關扶持政策的推動。作為
清潔能源產業，太陽能光伏產業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就開始受到日本、美國及歐洲各國重視，“強制光伏上網電價”、“稅收優惠”、“凈電計量法”、“初裝補貼”等一系列光伏扶持政策相繼出臺，有效地刺激了市場需求，帶動了產業的發展。
舊模式“難配”新能源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政策并未改變中國光伏產業“兩頭在外”的尷尬境地，而且在政策實施的過程中，暴露出舊模式“難配”新能源、政策和市場脫節的問題。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硅業分會向表示，政策出臺對于行業發展起到了利好作用。但目前政府支持更多停留在發電補貼上，而對于明確光伏發電強制性市場份額以及對光伏系統給予貸款、稅收及財政方面的支持尚無明文規定。
這種單純的輸血式補貼，對于光伏這樣的新興產業來說，是“飲鴆止渴”。中投顧問高級研究員李勝茂指出，目前國內的補貼政策精確性不夠，“不管是有沒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都能領到補貼，這種補貼不僅沒有起到最大限度地激發優秀企業的效果，反而成了維持落后生產力的推手。”
不僅如此，補貼標準和行業技術進步缺乏聯動性。國內雖然逐年在降低補貼幅度，但這種下降的幅度多是人為制定，與技術進步帶來的成本下降比例并不緊密掛鉤。而且，與產業總量控制聯系也不夠“沒有從全產業鏈的角度出發，將補貼比例與裝機容量結合起來考量”。
這些都給產業政策的實施留下了重大漏洞。2011年，與光伏電池快速降價相反，政策提出的是高額補貼，再加上地方的項目核準權限，引發西部數省區爆發性的大規模光伏電站建設熱潮，但因為與光伏中長期規劃和電網建設銜接不力，“大躍進”式搶建的光伏電站最終面臨閑置“窩電”的嚴峻形勢。
此外，太陽能作為一種新能源，除了大家熟知的可再生永續利用和清潔外，還具有能量密度低、帶有隨機性和間歇性、尚不能商業化儲存的特性，“根據技術經濟約束條件，宜采用分散式、分布式開發方式，將其就地、就近利用。”國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司長王駿曾撰文稱。
但事實上，政策引導的結果恰恰與此相反。“當前的國家政策總是集中在某一個點上，永遠不是系統化的思維。”在某光伏企業的張總看來，中國的上網電價政策缺乏相應的細則，例如沒有規定補貼截止日期，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此外，上網電價沒有分區，于是大批發電站被集中建設到光照資源豐富的西部，但其內部無力全部消化，最后又要向東部遠距離輸送。如此之下既浪費了資源，又使得成本大增，進一步降低了經濟競爭力。
近日，財政部、科技部、國家能源局聯合發布《關于做好2012年金太陽示范工作的通知》，正式開啟第四期“金太陽”屋頂工程。其中，對用戶側光伏發電項目給予7分/瓦的補貼，而這占到屋頂項目投資成本的50%左右。這讓身處“寒冬”的光伏企業感到了一絲暖意。
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沿用舊的政策模式來扶持引導新興產業，是光伏產業重走其他產業發展老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應結合新能源特性，出臺更多“造血”的產業政策，突破體制“網關”。
多政策“輸血”光伏業
“金太陽”示范工程從2009年7月啟動，其主要是針對終端的光伏補貼計劃，如在工業園區、產業園區、商業區進行集中建設的用戶側光伏發電項目，利用工礦、商業企業既有建筑等條件分散建設的用戶側光伏發電項目等。截至2011年第三期，“金太陽”示范工程已達到600兆瓦的規模。
而這一工程只是近些年國家“輸血”光伏業的政策之一。早在2009年3月，財政部就會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推出了促進BIPV和光伏屋頂應用的國家光伏補貼計劃。同年底，國家能源局舉行了甘肅敦煌10MW并網光伏發電項目的特許權招標。這一年可以說是中國光伏市場的轉折年，在這些光伏激勵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中國年度光伏新增裝機量達到160MW，超過了截至2008年底的累計安裝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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