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年底，中國發改委日前再發通知，決定將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提高160元和155元，再度引來中國公眾對高能源價格的怨聲。人們直言道：委內瑞拉的汽油價“比礦泉水便宜”，迪拜的汽油幾乎相當于“白送”，為何中國的油價要高于實際收入水平?而作為與中國一樣同屬石油對外依存度高的國家，近期日本汽油價格為每升152.60日元，約合人民幣11.51元，而日本人均GDP為4.2萬多美元，世界排名第14位，中國人均GDP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
從全球來看，中國目前也已經榮升為世界油價第85高的國家。美國的國民收入比中國高，人均收入遠遠高于中國，其平均油價也只有6.40元/升，中國消費者承擔的成本已經是美國的五、六倍。這不禁要引發人們深思：已經成為能源消費大國的中國能源價格能否有合理地降低?
目前，石油定價基本由美國掌控;天然氣定價權爭奪已由北非與美、歐的區域性爭奪，進而擴展到俄羅斯參與的全球性爭奪。中國雖然經濟總量升至世界第二，石油進口已增至第一，但是還未進入到與“世界大佬”們爭奪能源定價的游戲之中，被動接受國際價格與在國內“疊加式”攤銷成本，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無奈的、常態性選擇。
未來國際油價將長期處于上升通道
而未來的國際油價也將長期處于上升通道。長期需求旺盛是主要拉動因素。國際能源署預測，未來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石油需求將繼續保持增長，這將使國際石油需求維持長期的供需緊張關系;通過美元貶值增加出口已經成為美國推動其經濟復蘇的基本國策。據歐佩克計算，美元每貶值1%，國際石油每桶價格就上漲4美元。因此，這必將“綁架”國際油價長期處于上升通道內。而歐美等經濟體共同延續寬松貨幣政策，提高市場流動性，這將加大投機基金炒作油價的空間。加上地緣政治危機的影響，推動油價上行的危險因素依然不確定性很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警告稱,若伊朗全面停止出口石油,將導致油價飆漲多達30%。這意味著油價將飆升至每桶160美元左右。
雖然伊朗核危機暫緩，但在中東動蕩局勢和歐美債務危機交織之中，國際石油市場“冰火”因素長期存在，這將對國際油價形成長期而有力的上行支撐。
國際能源價格的決定因素并非僅限供需
筆者認為，國際能源價格運行有其內在的規律，它一直沿著通道型曲線運行，其通道下線為國民購買力承受性上限值曲線，其通道上線為國際能源價格控制性釋放值曲線，兩條曲線基本處于由通道上線曲線拉動下線曲線呈傾角向上的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運行狀態，我們將兩條“平行而有振幅的通道型曲線”稱之為 “國際能源價格走廊”，將“國際能源價格走廊”內的“通道曲線”，定義為“國際能源價格杠桿曲線”。
因為國際能源定價基本采取指數式期貨價格方式，這在客觀上將定價機制建立在價格的“單邊向上”的趨勢性結構上。現實社會中能源價格已經嚴重偏離能源自身的價值曲線。雖然作為各國政府的戰略庫存、稅收和政策補貼等手段都會起到階段性影響價格回歸的作用，但是地緣政治事件等偶發性因素，還會不斷的“修復”這種在結構上已然建立起的趨勢向上的傾角。
目前，國際社會處于“資本虛高不下”的狀況，資本與實體之比9：1。在此情況之下，中國始終一味強調發展實體經濟，決策層面意圖明確，固執堅持壓縮虛擬資本，欲將目前國內資本與實體之比由3：1強行調整為2：1，這雖然有利于國內資產處于對比相對合理區間，但是，這卻無法改變中國成為國際資本的 “泄洪區”，更無法遏制在國際資本的狂瀉之下推高國際能源價格，以致造成國內始終處于在“稀釋和攤薄國際能源價格”的被動位置。中國能源消費的痛苦歷史已經反復證明，能源供需只是在短期波動上起到價格的影響作用，能源價格上漲的趨勢，只要是構成價格的結構不改變，其價格上漲的趨勢就不會改變。這也從另一個側面揭示：為何國際能源價格下降，中國能源價格反升?就是這個道理。
從歷史趨勢上看，能源價格的運行趨勢線恰好與“國際能源價格杠桿曲線”一致。這就會迫使參與“能源價格博弈”的各方，都非理性的投入到定價權的爭奪戰中。以天然氣為例，天然氣定價權爭奪已經造成其成本連續上升，其中中東和北非動蕩所造成的能源“溢出”成本，最終都要攤銷到消費者身上，而這恰好印證其符合“國際能源價格杠桿曲線”的運行邏輯。
目前的能源體系實則就是依靠這一邏輯而建立的，很顯然，中國是這一體系規則的被動接受方。
全球能源市場體系將提供新的機會
保持全球能源資源市場穩定，建立全球能源市場體系，無論對于出產國還是消費國，對于一國還是世界，都有積極的意義。
全球能源市場體系能全球范圍內使能源的生產、輸送、監管、定價等功能做到統一，促進全球“能源流”的暢通，讓能源“流”盡其用，以實現全球人共同享受“同質同價”的能源文明與利益。
目前，在發達國家中，北美“洲際級”能源網已經建立，歐洲的能源生產供應體系，已經完成初步分工。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國家級”能源網體系，正在借助智能化技術快速實現全疆域的統一。
全球能源市場體系將具有“四位一體”的基本功能，即：能源生產、能源輸送、能源監管、能源定價等基本功能。能源生產與能源輸送是能源市場體系的基礎性功能，能源監管與能源定價是能源市場體系的支撐性功能。
而能源體系中的消費也將更為市場化。全球能源市場體系將建立“復式”型“二級體系”，即：國家級能源網為支撐、洲際級能源網為補充。這樣，一方面有利于推動“能源流”競價性“溢出”。具有價格優勢的“能源流”，通過洲際級能源網輸送到有需求的國家或地區，不僅能夠滿足區域能源的需求，還對具有競爭優勢的區域能源的生產方產生鼓勵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防止“能源流”惡意性“斷流”。處于弱勢方的國家或區域，極易因為自身“能源流”競爭力的弱勢而被動接受能源的輸入。所以，建立和保持所在國的國家級能源網，不僅有利于保持其自身能源供給的獨立性，還對國家經濟安全起到屏障作用。
必須指出，能源定價向來都打上“金融烙印”，這是因為世界主要貨幣是以能源為“標的物”來體現其自身價值。所以，在建立國際能源市場體系過程中，努力爭取打掉過去不合理的定價機制，建立起公平、有序、合理的新型國際定價機制，這一定要國際社會經歷一場具有特殊性質的戰斗才能夠實現。
當今國際社會正在從戰略層面加速第一、二大國際產業布局。借助金融危機的發生，美國正在加速對歐美金融產業進行整合，打造新一代“國際貨幣體系”的戰略意圖正在顯現。與此同時，美國正在加大對日本及其所屬東亞產業整合，以借此實現新一代“國際生產體系”的構建。這兩大國際產業分工體系的升級與確立，必將深刻影響未來世界格局的發展。
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全球資源與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以空前的速度在進行自由配置，處于弱勢狀態下的國家或區域，自然成為國際能源市場體系在配置過程中的被“平衡方”。這一趨勢必然使原有的“國際能源價格杠桿曲線”這一霸王制度得以繼續并發揚光大。如何以新的定價原則來重朔國際能源定價體系即世界第三大國際分工體系的建立，這自然成為繼國際貨幣與生產兩大國際分工體系建立后所面臨艱巨任務。
“以建立全球能源市場為標志”的世界第三大國際分工體系的構建，正在引發更高端的全球產業結構的加速升級。目前，歐美國家正在加速其金融業與傳統產業的融合，其新型產業結構明顯出現換代特征。以能源技術為特征的新一代工業體系的建立，正在從工藝到制度體系進行前所未有的快速推進。能否有能力參與世界第三大國際分工體系的構建，這對新型經濟體是巨大的考驗。
從對未來的趨勢性分析可以得出預測性推論：由“預測曲線”所構成的第三大國際分工體系正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加快構建;該體系的建立將對“國際貨幣與生產”這兩大國際分工體系“同時”產生直接的反作用力。分析表明，這一反作用力沖擊的結果，在客觀上是對現存“國際貨幣與生產”兩大體系進行洗牌，即重構“兩大國際分工體系”。
英國金融時報10月25報道，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與中方達成協議：兩家中國國有企業將購入規劃中的薩默塞特郡(Somerset)欣克利角(Hinkley Point)核電廠30%至40%股權。報道稱“這鞏固了英國給外界的一種印象，即它是對中國投資者最開放的西方經濟體。”同時證明，中國終于有了一個可以在“能源輸出洲際平臺”上切入的“節點”。這是一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樞紐點”。
這只是中英因政治遇冷而產生的“交換性”機遇。但是，隨著人類在開發能源的認知水平和相關技術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在獲得各國能源開發和能源基礎性工作的推進并取得有力保障之后，全球能源市場的制度性建設必將由此獲得全面推進。能否有機會實質性全面參與構建世界第三大國際分工體系中來——這也興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能夠迎頭剛上發達國家的最后機會。(來源：FT中文網)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系資源戰略專家。著有《資源空間學》和《國家土地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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