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假期剛剛結束，霧霾天氣再次侵襲京津冀。中央氣象臺2月4日8時發布的“每日天氣提示”稱，華北中南部、黃淮以及陜西關中等地空氣重污染擴散條件轉差，冀豫鄂等多省大霧彌漫，局地能見度不足200米。
環保部從相關數據分析，春節期間，京津冀地區大型企業，特別是
鋼鐵企業仍然保持高負荷生產。
國家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系統顯示，部分企業存在污染物超標排放現象。隨著春節假期臨近結束，部分中小型企業開始恢復生產，返城旅客日漸增多，客運量逐日上升，污染物排放水平顯現上升態勢。
實際上，自從進入冬天之后，由于全國霧霾天數大幅上升，民眾多有抱怨。
那么，治理好空氣污染究竟還需要多少年呢？本文只想從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產業結構演變的角度去推算空氣污染可能持續的時間。
●成為世界工廠必然導致環境污染
從經濟增長模式看，中國仍是比較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盡管投資的增速在放緩，但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卻不斷上升，如今已經超過80%。2016年，基建投資增速接近20%，房地產投資增速也出現反彈，這意味著鋼材、水泥、石化、有色等產品的生產規模仍在擴張，治理環境污染的難度很大。舉2015年的數據為例，中國的水泥、
煤炭、粗鋼、鋁等很多大宗商品的產量均要占全球產量的50%左右甚至更高。
從產業結構看，中國的第二產業比重遠超發達國家，作為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第一的大國，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因此，中國要擺脫污染困局，恐怕需要改變其世界工廠的角色，把部分低端制造業向海外轉移。
上世紀60年代開始，歐美的部分制造業向日本轉移，使得日本在成為制造業大國的同時，包括空氣污染在內的環境污染也非常嚴重，尤其是重金屬污染對居民的傷害比當今中國要嚴重得多。到了1970~1980年代，亞洲四小龍又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承接地。1990年代以后，我國引進外資規模不斷增大，成為全球制造業轉移的承接地，海外直接投資規模達到全球第一。那么，中國今后能否也像上世紀的發達國家那樣，將中低端制造業轉移出去呢？
筆者認為，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的全球制造業轉移，從日本、亞洲四小龍至中國內地之后，再往后看10年~20年，估計很難大規模向外轉移了。因為中國不僅是全球勞動力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基礎設施最完備、產業配套最健全、市場容量最大的國家。而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人口大國，在基礎設施、產業配套和熟練工人數量等方面至少在今后十年內還不具備大規模承接中國制造業轉移的能力。盡管這些國家具有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但與中國所具有的制造業綜合優勢相比，差距仍較大。
既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地位仍將維持一二十年，便意味著治理環境污染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決定了他們的空氣質量一定很好，因為這些國家第二產業的比重較低，且第二產業中低污染的高端制造業占比很高。而發展中國家，第二產業的占比大部分只有30%左右，加之經濟體量本身不大，故環境污染問題沒有像中國這樣突出。
環境污染程度與人均GDP水平和增長速度都有很大相關性，低收入國家環境污染不嚴重是因為工業不發達，高收入國家則是因為居民對生活質量有更高的追求，高污染的產業早就轉移了。中國作為經濟高增長的中等收入國家，低收入群體還在為奔小康而奮斗，尚顧不上環保問題，但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覺醒，開始注重環境污染對自身的傷害。但在經濟仍在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污染源至少會保持中速增長，這是空氣污染問題揮之不去的根本原因所在。
●不能為了經濟增長而不惜代價
當大家紛紛抱怨大氣環境污染問題的時候，是否想過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污染與消費模式變化及投資方式變化之間的關系？如上世紀80年代，人們對亂砍亂伐森林的譴責非常普遍，這些年來似乎很少聽到“亂砍亂伐”這個詞了。因為砍伐森林一般有三個目的：木材加工、作為燃料、增加耕地。如今，木材的替代品大大增加了，煤炭或煤氣取代木材作為燃料，糧食可以大量進口，不需要更多的耕地。于是這個詞匯已慢慢淡出人們視野。
但由于煤是中國最主要的燃料之一，我國發電和大量的工業生產主要是靠煤。而美國既往主要是用油作為燃料，油的污染要比煤少得多。如今美國發電主要用天然氣，空氣污染則進一步減少。即便用油作為燃料，我國油品也存在含硫量過高的問題。據統計，截至2014年，全國135個城市里汽車使用國三（硫含量約為歐美國家15倍）及以下標準燃油的城市仍占46%。總體上全國絕大多數城市的燃油硫含量是現在歐美地區10年前的水平。
2016年，在小排量汽車車輛購置稅減半征收的政策刺激下，汽車總銷量已突破2800萬輛，再次出現兩位數增長。這對于拉動消費和穩增長是好事，但對于空氣質量而言卻不是件好事。按照這一趨勢，中國汽車的年銷量很快就將突破3000萬輛，進入到城鄉小汽車普及階段，像過去的彩電一樣。這意味著今后的污染源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廣。
2016年，為了穩增長，國家還采取了降低購房首付比例的舉措，這也導致2016年的商品房銷售面積創下歷史新高。同時，基建投資的規模也非常大，使得鋼鐵、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庫存大幅下降，價格出現回升，但污染問題變得更加嚴峻。展望今后四年，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穩增長的總基調不會變，這是否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會更加積極，貨幣政策不敢收緊，基建依然還得大干快上？
所以，把高增長作為目標和為實現該目標將采取哪些手段的認識和判斷很重要。穩增長、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質量、走向共同富裕并沒有錯，但我們不能為了達到增速的目標而不惜代價。
●治理污染，中國需要全盤考慮
據世界衛生組織評估報告提供的數據，這些年來，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大城市中，中國城市的上榜數量在不斷減少，而印度的上榜城市最多。印度還不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但污染卻如此嚴重，這與政府、企業及居民不重視環保有關。
有人整理了美國大使館的統計數據，發現北京自2008年至今，PM2.5的濃度在不斷下降，如PM2.5超過100的天數，從2008年占全年比重的66%，降至2016年的51%，這說明加大環保投入還是有顯著效果的。最近人們之所以感覺北京污染更加嚴重，是因為2016年12月的重污染天數比往年多。相比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空氣污染改善效果更明顯些。
我國在制定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的時候，往往涉及的方面太多太廣，而在執行的過程中又會伴隨出現一些問題，如債務高企、壞賬上升、資產泡沫、環境污染等。因此，通盤考慮、制定更加周全的目標才能健康發展。有些目標定得太高，就難以實現。有些時候，同時提出很多必須實現的目標，且多個目標之間彼此制約，最終也是難以實現。
如今看來，我國的空氣污染問題已經比較嚴重，舉國上下對空氣污染深惡痛絕，那么該如何平衡防霧霾和穩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或許可以嘗試找到解決的辦法，不要為了實現GDP的增速目標而大興土木，而是把重點放在改善社會福利上。如當前中國每公里高速公路對應的汽車保有量幾乎是美國的兩倍，說明中國的高速公路已經相對過剩，不少項目投資超前了，不如把這些基建財政支出用在社會福利的增加上，既可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質量，還可以減少環境污染。
減少目標，或把目標設定得更加周全些，反而有利于目標的實現。如上海早在2008年就把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完整地定義為：到2020年把上海建設成為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也就是說屆時人民幣國際化如果還沒有實現，則國際金融中心也不會操之過急地建成。如今看來，人民幣國際化任重而道遠，上海當時給目標加上假設條件非常有水平。
同樣，中國何時能走出霧霾，也取決于經濟增長模式與現有的產業結構何時能得到改變，如果改變不了，則環境污染的大難題也會一直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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